1945年8月9日，苏军的百万大军从三个方向进攻东北，仅仅一周就彻底击溃了70万关东军。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达宝优配，这片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14年的黑土地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时刻。
然而，谁也没想到，当百万苏军的军靴踏入东北的同时，民众的希望也被他们践踏得粉碎：他们闯入民宅，抢夺财物，甚至粗暴对待妇女……
甚至连曾经对苏军抱有敬意的我军官兵，也开始忍不住发火，骂起了脏话。
1945年9月5日，我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的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队攻占山海关后，他们乘火车赶到沈阳火车站。然而，苏军事先并未接到八路军的通报或联络，且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原本应该将东北交给国民党。当时，苏军看到曾克林等人并未佩戴臂章和军衔，便认为八路军并非正规部队，借此为由围住了车厢，不让八路军下车。
展开剩余84%就在这时，几名持转盘枪的苏军士兵直接上前，要抢我军干部的钢笔，甚至试图拽腰间的手枪。战士们当场愤怒，撸起袖子准备与这些“老大哥”们拼命，最终被曾克林紧紧制止。
后来，曾克林亲眼目睹了苏军的暴行。曾在“塔山守备英雄团”服役的一位营长，不管是谁与他谈话、做工作，始终无法改变他对苏军的看法：他愤怒地说：“什么‘老大哥’，一群土匪！”
由此可见，苏军的军纪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苏军在东北的9个月里，几乎遍地掠夺，从城市的商铺到乡村的农舍，从工业设备到民众财物，像蝗虫一样横扫一切。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细节：
1945年11月15日傍晚，长春的一家名为“同和兴”的绸缎庄里达宝优配，两个醉酒的苏军士兵闯进店铺，撕破了店员刘淑珍的棉袄，抢走了价值近万元的绸缎和800多块银元。店主报警后，苏军部门仅以“士兵个人行为”为理由敷衍，根本没有给予任何赔偿。
12月8日深夜，三名苏军士兵翻墙进入哈尔滨的“永和成”杂货店，抢走了粮油和日用品，还把店铺账本烧掉，并将店主李庆海绑在柱子上，临走时威胁他“再也不许记账”。
最为过分的是，1945年8月28日，苏军直接从长春伪满政府的中央银行库房里提走了7亿满洲币、36公斤黄金、31公斤白金、66公斤白银以及3705克拉钻石。
更不用说，连东北市民的收音机、座钟，甚至农民的老黄牛，都没能逃过他们的掠夺，所有东西都被装上火车运往苏联。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调查，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损失高达20亿美元，而苏联竟然将这些行为称为“合法的战利品”。
再谈谈苏军所犯下的罪行中，最令人愤慨的，莫过于当年东北年轻女性所遭遇的强奸暴行。
1945年12月8日中午，三名苏军士兵以“搜查日军武器”为由，踢开了长春石碑岭村村民王秀莲的家门（当时她的丈夫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她和5岁的儿子）。士兵把孩子抱到门外后，对王秀莲实施了强奸。她奋力反抗，咬伤了士兵的手臂，但却遭到了十几个耳光，面部肿胀，衣服被撕破，直到邻居隔门喊叫“报中国军队”，士兵们才匆匆逃走。
同样发生在长春的另一件事，是一个叫张凤兰的市民被侵犯后去报案，结果遭到了苏军军官的讽刺：“你们是自愿的，现在又来告状？”
更让人心痛的是，日本女性的遭遇。1946年2月，苏军收容所里一位28岁的日本妇女山田光子被看守士兵以“检查违禁品”为由叫到办公室骚扰，士兵威胁她说：“如果再闹，就把你儿子赶出去。”山田光子最终被迫屈服。
据说该收容所内曾有11名日本妇女联名写投诉信，但这些信件最终没有任何回应。
长春地区的一些日本侨民，为了自保，主动向苏军“献上”了15名年轻女性。她们在两个月内被反复侵犯，回国后遭到社区的排斥，8人终身未嫁，3人选择隐居。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长春、哈尔滨、沈阳三地共有43起妇女遭遇凌辱事件，其中27起为中国女性（包括3名未成年少女），16起为日本女性。70%的案件发生在民宅，20%发生在街头，10%发生在收容所。
1945年12月14日，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在哈尔滨街头看见两名苏军士兵抢夺中国人手表，他立刻上前喝止，并亮出了自己的苏军军官证件（卢冬生曾在苏联留学）。没想到，士兵不仅不听劝阻，反而掏出枪对准他。卢冬生试图将他们带到苏军相关部门处理，在路上，其中一名士兵突然开枪，将他打成重伤，卢冬生当场牺牲。
这位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见证了湘鄂西苏区创建的百战名将，历任红七师、红四师师长，在长征中多次掩护贺龙等首长突围。抗日战争时期，卢冬生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45年苏军进军东北后，他和一些抗联战士组成了国际88旅回国，之后被任命为松江军区司令员。
不幸的是，这位英勇的将领，在革命事业最需要的时候，为了制止苏军士兵的抢劫而被冷枪杀害，年仅37岁。
面对苏军暴行的不断升级，我军东北局多次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交涉。1946年初，东北局向苏军递交了20多起违纪投诉，包括卢冬生的死和多起妇女被凌辱的案件。在我军的强烈要求下，苏军终于采取了整顿措施。到1946年中期，公开的抢劫和凌辱事件减少了很多，但东北民众对苏军的恐惧却已经深深烙印在了他们的记忆中，许多老人直到晚年，看到“老毛子”的身影仍会感到心悸。
苏军纪律败坏的原因并非“士兵个人素质差”可以简单解释，而是多个因素的交织。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斯大林提出的“胜利者不受指责”这一政治理念深深影响了苏军的占领行为。苏军军官明确表示：“日军使用的一切物品都是合法的战利品”，这种“战利品”范围的扩展，让他们视民众财物和人身自由为理所当然的抢夺目标。苏军士兵觉得自己拥有无可匹敌的权力，因此他们毫无顾忌。
其次，苏联在二战中遭遇了巨大的损失，导致他们将东北视为战后重建的物资库。东北丰富的工业资源成了苏联的“战争补偿”，而民众的苦难被完全忽略。
最后，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填补苏德战场的兵力缺口，苏军急忙从战俘和刑满释放的人员中募兵达宝优配，这些新兵并未接受严密的政工纪律教育。很多人将劫掠和暴行视为生存的常态。到了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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